问题在于，这种冲动如何能够成为现实，或者说，以怎样的途径来实现强烈的扩张？症结不在于地方政府力图加快发展，而在于地方政府能够不受自身能力的约束而超速发展。那么，这种超越自身能力约束的超速发展的可能又是怎样获得的呢？

　　首先，根据我们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项研究，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与当地人均GDP所标志的已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高度不相关。也就是说，各地方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与当地的储蓄能力高度不相关，各地的经济发展速度大小，根本不取决于各地已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在此基础上的储蓄能力，推动各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并不是来自各地储蓄转化而成的相应的各地的投资。那么，各地的经济增长速度主要依靠什么力量推动呢？主要依靠外地资本的进入，即招商引资，这就是为什么各地竞相招商引资的根本原因。同时，这也就使得各地的经济发展速度可以根本摆脱甚至远远超越当地发展水平的限制。这是地方经济扩张能够超越本身能力约束的原因之一。

　　其次，GDP增长的加速通常以固定资本形成加速为先行条件，固定资本形成速度的提高，是经济增长加速的领先指标。根据我们的观察分析，我国各地之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形成的变动存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我国现阶段从总体上看，越是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均GDP水平低）的地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长速度越快。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水平和固定资本形成的增长速度之间存在负相关。近些年来，在我国不同地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长速度的排行中，排在前八位的依次是：宁夏、西藏、青海、贵州、重庆、内蒙古、陕西、甘肃，都是经济相对落后地区；而京、津、沪及沿海较发达地区的固定资本形成增长速度不再领先，上海基本名列全国最后一名，近几年固定资本形成年均增长速度仅为4.5％，远远落后于同期全国平均（10.7％）水平。这一方面固然与已有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基数存量大小有关，但另一方面也表明，落后地区的固定资本形成的增长速度加快不仅不受当地落后的发展水平限制，而且呈现负相关态势。这是为何地方经济可以超越自身约束来实现超速扩张的又一原因。

　　其三，从体制上来说，我国的金融体制对货币和资本的控制基本上是国有金融机构垄断基础上的垂直控制，银行及金融机构大都与地方经济相互割裂，难以直接兼容，因此，当地的储蓄与当地的投资之间并无显著的相关性，这一特征越是在强调加强宏观调控、强调监控金融风险、强调货币政策的统一性、强调金融领域权利集中的时期，越是明显。这也就在金融体制上割断了地方经济发展速度、地方固定资本形成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地方人均GDP水平及储蓄能力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在当地经济能力之外寻找加速发展的动力。这是地方政府之所以往往超越当地经济可能而超速发展的另一原因。

　　还可以找出其他多方面解释为何地方政府能够具有强烈扩张冲动的原因，使得我国地方经济发展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活力。但在这种地方活力的背后，特别是在各地均具有超越自身能力约束的发展速度冲动，而这种超越自身能力约束的冲动又往往得以实现的情况下，实现宏观经济均衡的困难自然会加大。

　　第一，中国当前经济是经济增长速度并不过快，但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确实是过快，增幅确实过大，导致经济当中一系列的矛盾发生。总量并不过热的同时，中国经济确实是有结构的问题，突出的矛盾就是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确实是增幅过快了。

　　另外一个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过大从现实感受来看，数字可能骗你，但是生活的感受不会骗你，这二年中国重要的投资品和投资需求相关联的煤、电、运、油等一系列的东西确实是紧张。这种紧张的局面恐怕的确是反映出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快的矛盾。现在宏观经济突出的矛盾，就是总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快，但是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过快，本来这应该是方向一致的，一个国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或者过冷是导致经济增长速度过快或者过冷的原因。但是我们不一样，导致宏观经济选择很难，到底现在是紧缩还是扩张，宏观经济政策是两大方向，一个是方向，刺激需求，放松银根，增大财政支出，一个是收缩，提高存贷款的利率，收紧银根。

　　第三个表现，经济增长速度的恢复十分显著，但是失业率不仅没有下降，却反而继续攀升。本来我们说从经济学的常识，宏观经济学的一般逻辑来说，如果经济增长速度迅速提高，其他条件不变的话，失业率应该是下降的，经济增长速度高说明经济活跃就业机会增加的快，可是我们的情况发生了，经济增长速度恢复的相当显著，98年到02年五年时间，中国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是7.3％，明显低于改革开放26年来的平均速度9.4％。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03年是9.3％，04年是9.5％，9.5％的速度比7.3％高出2.2％，也就是说我们比前两年明显得到恢复，从7.3％拉到9.5％，已经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水平，应该说恢复的速度和程度相当快，相当显著。

　　我想首先关于金融理财在中国这个国际论坛能够在这里召开，本身作为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表明金融理财在中国赢得大家承认和关注的程度在提高。而且这种关注和承认的程度在提高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增长和经济体制的背景。

　　首先，金融理财在中国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它是中国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的一种现象或者是一种结果。大家知道中国去年GDP的水平人均第一次超过了一千美元，1090美元，这本身标志着中国经济金融了工业化加速的时期，总量达到了11.67万亿人民币，如果今年不出意外的话估计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率不会低于9.3％，这样中国实际上是连续26年平均中国经济增长大体上是在9.3％以上，应当是一个奇迹了。在这种情况下使得中国人终于有财可理了，否则1978年时中国人均GDP是379块人民币，平均是一百美元多一点，远远低于世界银行划定的世界上最穷的平均线289美元，那时是无理可理。有再好的理财人士到中国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

　　另外金融理财在中国也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需要。90年代初西方提出一个很著名的理论，东方包括中国、日本、韩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最快不会超过22年，中国应当说从78年算起来现在是26年了，能不能再保持持续高速增长？这不仅是国人而且是世人所瞩目的严重问题了。因为中国如果不能再持续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持续工业化对整个人类文明就会带来灾难。如果中国能够持续高速增长，而不是科学的、有持续的高速增长对全世界也未必是文明的。如果中国人均拥有的轿车量达到世界水平，全世界的石油给中国人烧可能都不够。如果按照要素效率的提高，要素成本低，这样给人类带来的未必是文明的福音。中国如果保持了25之久的高速增长之后还想继续保持高速增长重要的是要提高要素的效率，这恰恰是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东方模式难以高速成长的关键，就是你不是靠要素效率的提高。要素效率的提高说到底最根本的是从体制上所有要素投资者要面临硬要素约束，因此“金融理财在中国”对每一个要素持有者，每一个可能的要素持有者尽可能按照国际惯例、按照市场规则、尽可能按照效率和竞争原则来组织资源的投入，这是提高中国资源配置效率最深刻的社会基础。因此我想从要素效率提高角度来看，“金融理财在中国”也是支持中国能够继续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极为重要的体制条件。

　　第三金融理财在中国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提出这么迫切的要求也是中国市场化进程的要求。大家也知道，中国居民在长期以来并不是投资主体，而是消费主体，而且中国居民长期甚至到现在并没有广阔的投资渠道和投资机会，非常狭隘。中国居民现在比较大宗的住房这方面，在人们的感受上是消费，统计上统计为固定资产投资，但是人们感受上并不是真正作为投资，除此之外居民的经济行为更多的是消费行为。很难想像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居民本身没有更广阔的投资渠道、投资意识和投资的权利，市场化不可能建立在投资是财政投资，更多是国有企业的投资，市场化至少不能建立在剥夺居民权利的基础上。中国市场化改革搞了25、26年，到今天也提出了中国居民有这种制度安排的要求，提出社会要由他们提供这方面的服务，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制度变化。

　　第四方面的要求，“金融理财在中国”之所以引起普遍的关注和重视也是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均衡性的要求。为什么说是一种均衡性的要求呢？政府调控对于市场应该是反市场、反周期的力量，中国为什么长期以来经济增长当中宏观波动性非常大，要么大起、要么大落，非常简单。政府要想扩大投资从宏观到微观、从中央到地方恐怕都要跟着统一扩大，政府要收敛经济从上到下是统一收敛，这个社会缺少一个反行政周期的力量，而政府行政调控也不是处于淡化周期的角色，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确确实实缺少和政府行政调控相对应、相独立的微观的投资主体。这个投资主体很大程度上寄希望于企业改革，特别是民营经济和地方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更广泛的联系，从而使得与中央宏观调控之间形成一个差别、形成一个淡化周期的对峙，但是这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恐怕是要由广大、分散的个人投资主体，他们对于个人经济的追逐和市场信息的认识，因此作出分散的决策，这也是能够使经济增长更为均衡的基础。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进展到中国宏观调控的均衡性的进展都是历史的、空前的对“金融理财在中国”提出了迫切的要求，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碰撞。

　　把这个东西引入中国也有我们的国情和特殊条件，至少三方面条件需要我们从根本上努力地营造。

　　一个就是财产制度。既然是理财、既然是按照市场规则来理财，财产的主体、财产的权利就应当得到经济制度上明确的安排和法律制度上的清晰的保护，否则的话不可预期，不及预期紊乱，而且现实的竞争行为肯定是混乱的。我想现在由于中国物权发、土地有关产权的讨论已经从根本制度上开始进一步推进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历史要求，而金融理财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受益治穷。

　　第二是法制精神，一个国家可以就法律，但是未必是法制，因为可能会缺少法制的精神。当一个国家有法律，都以违法能够不追究得以自豪，违法而不被发现引以为侥幸，没有法制精神的社会，财产制度规定的再严密恐怕更多的是形式，因此金融理财在没有法制和法制精神支持的社会里恐怕更多的是设骗局，而不是真正地让人们能够有心人和安全感。

　　第三方面“金融理财在中国”真正生根和茁壮开展就是社会的道德支撑。大家知道世界市场的道德核心是诚信，富兰克林曾经说过，一个年轻人要经商请他给忠告，当时给了两句话，时间就是金钱，抓紧时间，第二信誉就是金钱，中国人很早就把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发现了，但是信誉就是金钱好象很就没有发现。富兰克林说如果你骗了你的朋友、你的消费者一次，他会向你终生关闭钱袋，我想这对金融理财、对个人提供金融服务，并且对个人提供切身利益的，并且按照他的生命周期通盘考虑的服务，对于诚信来说无论是从社会整体还是从每个行为的个体恐怕对金融理财在中国都有着生死攸关的意义。我们每个人可能很渺小，但是中国的事就是无数的渺小堆积在一起慢慢地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潮流，更何况已经是今天的中国，国际化程度，这么多国际朋友，更何况是知识化进程的中国，这么多专家和专业人士，我相信中国金融理财师行业是有前途的，谢谢大家。